闽东海洋诗中的“家意识”

“海洋”作为开放的文化意象和文化原型,古今中外的诗人们耕耘其上、各得其所。近现代以来,来自西方的大海形象启发并迎来中国海洋诗创作的新高潮,特别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诗歌写作中,海洋成为自由、无限、永恒等终极价值的象征物,大量的文学创作以虚幻性的海洋想象替代了它的原貌。但在福建闽东,虚幻的海洋想象却不是诗人们的聚焦所在。多年来,他们始终在打量、对话家园海域的同时写出一种亲见的可靠性,并以切身体验接通对世界的深层认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生存状态进行了反思,从而在诗与思的对话中抵达一种具有“家园意识”的自然生态观。

“家园意识”作为生态美学中的一个概念,不仅包含着对生存场所及所形成的文化认同的审美思考,更重要的是对人与自然这对“元问题”的本源性追溯与回望。福建闽东被占据了福建省三分之一的漫长海岸线拥臂入怀,同时,洞宫山、鹫峰山、太姥山、天湖山等几大山脉环绕、贯穿其中,形成复杂的山海地貌。靠海吃海、靠山吃山,这片山海作为闽东百姓世代的生存依托,衍生出他们对自然的亲近、敬畏、顺应。唐代陈蓬的《谶诗》说闽东之海是“东去无边海,西来万顷田”。清代张光孝的《咏官井》里说“四月群鳞取次来,罾艚对对一齐开。千帆蔽日天飞雾,万桨翻江地动雷。征鼓喧阗鱼藏发,灯光闪烁夜潮回”。他们笔下的“海”是自然界中的海,既是地域疆界的标志,也散发着日常的烟火气。然而,日常并非是凝固不动的,而是伴随着时代车轮悄然改变。

20世纪80年代以降,现代化进程带来传统生活与多元文化广泛对话,当代闽东诗人自觉地把艺术感受、诗学想象与海上闽东的家园体验联结在一起,写出大量优秀的“海洋诗”。20世纪90年代初汤养宗的“海洋诗”集《水上吉普赛》,视野荡开现有的文化结论,在自然的海与社会的海之间探索,在中国诗坛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叶玉琳书写海洋的诗集《海边书》以“元诗”写作接日常大海体验的秘密通道,语言与海洋互相阐释、相互指涉,实现了诗人对诗歌写作技艺的反思;“海洋诗人”张幸福用一系列海洋诗为人们打开了海洋的全息影像等等,大部分的闽东诗人都曾把目光转向生于斯长于斯的海洋,唤醒了他们对这个世界最初的生态认知与审美感受。

回到海洋,就是回到自然本身,回到人的精神的自然基础。自然拥有着不可穷竭其规律的内在性,谜一般的自我调节性,这是出发点,但也是制高点。刘伟雄与诗评家邱景华的对话中说道:“我们生活环境就是海洋,不是来海边走走,捡捡贝壳;或者哪怕是一次冒险,也很刺激。因为明天就回去了。但我们长期在海岛生活,却感到无比的恐惧。”海洋教会的恐惧,使闽东人的诗歌中始终如一地保持对自然的敬畏。这种敬畏感与诗人的生活经历相结合,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社会变迁以及文学语境变化联系在一起,形成了诗群成员各自开放的视野,不仅避免了诗歌抒情中的凌虚蹈空,更重要的是,对现代化进程中家园受损及人们的精神困境有了敏锐的觉察,拓展了当代海洋诗的创作主题。

无论是汤养宗的长诗《鱼荒》发出“这个海空了,鱼荒”,还是谢宜兴在组诗《官井洋》中的痛心疾首,或是刘伟雄的“西洋岛”系列组诗中对“遥远的风声”的怀念,还有哈雷、宋瑜、王祥康、林典饱、董欣潘等,他们质疑、反思、批判,“如果大自然也抡起复仇之刀/谁能护住我们身上的鱼鳍?”(谢宜兴《残鲨》),同时他们也祈求,“善待海水。这是我们的家园 把裂隙/重新放回岩石。”(张幸福《一只海豹边舞动边松开平安夜的琴弦》)。年轻诗人韦廷信说“我们,有着自己的骄傲/每一朵浪花也有其追寻/谁能说得清谁的生命更为高贵或卑微”。可以说,在海洋面前,每一代闽东诗人都自觉地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并心怀谦卑地与海洋交流,从而使自然万物获得尊严,这是生态意识觉醒之后的生命必然。

在与海洋的持续对话中,闽东诗人的“家园意识”已经从身后的故乡扩大为宏阔地球上的自然万物,呈现出独特的经验表达与想象限度。伊路在《总有东西不是海》把广阔的海洋想象成地球上的“大水坑”,并说“地球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毁灭它”。这是对自然这个万物共同体本身的尊敬。陈小虾的《屯头暮色》中把滩涂、跳跳鱼、网、流云、长空以及“我”叠加起天间万物形成一个整体,喻示着人类个体的渺小与短暂。地球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存家园,它滋养和激活了各种生命,万物彼此平衡、互相依存。一旦有了这种意识,人类才能放弃“征服自然”的想法,在天地之间找准自己渺小的位置,从而更好地生活。

无论新冠疫情的蔓延,还是汤加火山的爆发,日益频繁的灾难都预示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必然退场。但在闽东这片海域所构筑的文化认同中,一直悄然生长着具有“家园意识”的海洋诗,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自觉超越使当代闽东诗人的生态意识不局限于指责与批判,更多的是反思与重构,从而为“人与自然应该如何相处”这个元问题的回答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心灵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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